talk.002 重建宮原眼科的推手們　蘇丞斌

【文：吳家恆 / 遠流出版社副總編輯】

「超越」是什麼？這個概念往往容易流於模糊，而且危險，尤其是把超越的對象當成自己的時候；固然增添了幾分浪漫和勇敢，但其中也隱含了道德的危機，除非把個人的超越與社會的超越連起來設想：個人的超越能不能對社會的超越提供正面能量？或者，反過來說，社會的超越能不能使個人的超越成為可能？

在建築師蘇丞斌的身上，可以看到個人和社會關於超越性的對話。蘇丞斌的父母在台中建國市場賣雞，他從小在台中市的中區長大，這個地方的繁華、田園城市的風貌，還有這些年沒落到幾近鬼域，蘇丞斌比別人有更深刻的體會。因此，當日出集團找了建築師楊書河重建「宮原眼科」，楊書河想到台中一中、中原大學建築系同學蘇丞斌，因為他的畢業設計就是以宮原眼科為核心，透過老建築的再利用，復活綠川。於是，楊書河打電話給蘇丞斌，跟他提到其他兩位同學的畢業設計後來都有機會實現，「只剩你的設計還沒有，」而現在，機會來了。

聽蘇丞斌說這整個重建過程時，會發現他花了很多時間在講法規、在講執照變更的複雜耗時。很多人都有一種共同的感覺，台灣人不講歷史，不重視歷史，沒有歷史感。對於歷史傷痛，多半用象徵性的語言，加上儒家的寬恕姿態，一筆帶過。農地的重劃，都市的更新，我們在資本主義的號角下大踏步前進，把老舊、落伍的過去拋在身後。

向來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建築大師李伯斯金（Libeskind）曾說，建築師就跟妓女一樣，業主要建築師做什麼，他就得做什麼。李伯斯金的話的確也可以解釋在二戰之後一些美感基礎薄弱的社會步入快速發展的階段時，為什麼會製造出來大量的醜陋建築。營建牽涉到太龐大的資金和利益了，業主必須找到兩點之間最短的捷徑。

這種不看重歷史的意識事實上深入了許多法規的許多角落，使得屋主、業主在面對老建築的時候，拆除是最方便、最有利可圖的選擇，一棟房舍被歸為古蹟，與其說是榮耀，不如說是詛咒，會帶給擁有者極大的不便，最好趁它被定為古蹟之前，趕緊拆除。

宮原眼科沒有被拆除，而成為一頁正在書寫的傳奇，不只是蘇丞斌個人的超越，而是集體的超越，社會的超越。首先，日出集團的老闆尤杰認為，「老建築是城市的記憶與靈魂的所在，」宮原眼科是要重建，而非拆除，原則就是盡可能保留原本的建築與設計，「經費不拘」。

拿到一個「經費不拘」建案的楊書河，把這個機會讓給大學同學蘇丞斌。蘇丞斌費了很大的力氣，得到台中市都發局的協助，把原本變更五張執照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流程，在兩個半月之內趕完。而這可能還是重建宮原眼科最容易的部分，這個案子花了蘇丞斌兩年的時間，往返於桃園的事務所之間，每周在台中住兩天，在工地進行調查、研究、修復、修改。光是為了鋼柱的直徑，蘇丞斌和設計團隊會爭執相持，蘇丞斌不希望過粗的鋼柱，影響整體的美感，最後還把柱子漆成黑色，減少視覺的壓迫感。從這個例子就可以理解建築師對細節的要求如何造成工程的延宕，這還使得日出集團按原定工程進度進行訓練員工，卻發生訓練已經完成，員工卻無店可進駐的狀況。

但是，蘇丞斌在《超越達人》中表示，「這些努力是值得的，周遭新的建案，新的旅館也開始推出，這讓我好欣慰。畢竟人潮已經開始回流，不再只是過客而已。」

這讓我想到台北二二八公園外、衡陽路口的東方大樓。1980年，原址的東方出版社拆除，重建了這棟東方大樓。東方出版社原本那棟三層樓紅磚建築，在日治時代是「新高堂書店」，和總統府一樣，都是出於森山松之助的設計。相比之下，「新高堂書店」的命運不如「宮原眼科」。1980年，東方出版社的業主選擇拆除，建了一棟現在看起來相當沒有特色的「大樓」。而在2010年，宮原眼科的新業主做了一個不一樣的選擇。或許，這三十年的差距，真的說明了台灣的社會在各種顛簸拉扯之中，還是體現了一些超越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