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家恆 / 遠流出版社副總編輯】
在《超越達人》裡頭「法律達人」邱顯智的故事中，提到他到德國古城海德堡留學六年時，住在鄰近的曼汗。讓邱顯智印象最深的是，在曼汗的法院前面立著一座司法受難者紀念碑，用來紀念被司法體系誤判冤獄的受難者，同時也提醒法官應該時時保有謙卑之心，以免揮舞法律利刃的時候，傷害到人民的權益。
從《超越達人》的故事中，一方面看到不同的人在各自的路上不斷聽到來自自己內心的鼓聲，不斷嘗試的精采軌跡。但另一方面，他們的故事都對現行教育制度提出了不同的質疑，甚至是控訴，以致讓我覺得，在學校裡頭除了有「至聖先師」孔子像之外，也應該有一尊面目模糊的學生像，代表所有的被體制摧殘、被老師毀掉的學生。
體制、老師或甚至家長有許多方法可以摧毀學生。心理或肉體的打擊是一種辦法，一直讓學生感覺良好是一種辦法，硬塞填鴨讓學生胃口全失也是一種辦法。製作遊艇五金的曾信哲大學聯考落榜三次，並不代表他全無長處，只能說大學聯考考不出他對於「會動的機器」的興趣和本事，而且家裡也沒有鼓勵他這方面的潛能。曾信哲小時候有一次趁著大人不在，把大同電扇拆開，但是裝回去之後，電扇不會動了。父親回家之後發現電扇壞掉，把曾信哲打得半死。曾信哲在高雄誠品的演講會場，向現場的家長們喊話，「如果家裡的小孩把電扇拆開不會動的話，千萬不要打小孩！」
離開學校三十多年之後，曾信哲被教育部請來擔任技職教育代言人，他回到學校裡頭，認為學校教育的內容在這三十年來沒有太多改變，以今天畢業生所受的訓練，要在這個變化迅速的環境中立足，將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生產被稱為「自行車的ＢＭＷ」的台灣雲豹總經理徐正能，他的情形與曾信哲截然不同。曾信哲在聯考制度中吃盡苦頭，徐正能則是聯考制度的常勝軍。師大附中、交通大學，出國留學，一路順遂，碩士、博士一一到手，然後回台灣任教。但是，徐正能在教了幾年書之後，覺得這不是他想要的，便毅然放棄了教職，開始做「黑手」──製造腳踏車。這種逆向行駛當然引起周遭許多人的側目、懷疑、勸阻。八年下來，台灣雲豹也算經營得有聲有色。但是，這麼一位聯考的勝利者並沒有因此而對這套教育系統心存太多的感激，反而覺得這套系統耽誤了他傾聽內心的聲音。他到三十四歲才完成求學，開始第一份工作，到了四十多歲創業，上有高堂，下有稚子，一旦失敗，全部家當都要賠進去，壓力之大可想而知。要是他沒那麼會念書，或許他可以早點出社會，早點去想自己的興趣，也會有更多的本錢可以失敗。
徐正能現在當然做的是自己喜歡的事。自行車不僅是他的工作，他的事業，也是他的生活方式。徐正能住在斗六，公司在台中，每天騎自行車通勤上班。因為他相信自己對於環境保護所保持的理念，就要落實在生活中，所以選擇這種交通方式，樂在其中。
但是徐正能的太太可能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徐正能在演講時表示，他太太最喜歡做的就是家事，最想唸的就是家政系。但是因為聯考考太好了，上了政大西語系。四年唸下來，還是對文學興趣缺缺。畢業之後，到美國念了ＭＢＡ，也順利唸到了，但是對企業管理並不感興趣，於是又唸了會計學位。目前從事的是會計，但是這仍然不是徐太太喜歡的工作。
俗語說，「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但是男也怕娶錯妻，女也怕入錯行。婚姻（或不婚）和工作，是影響後半輩子人生風景的大事。以工作而言，現代的職業選擇那麼多，學校科系也很多，如何選擇「適才適性」的路，難度比以前更高。學校教育的目的之一，當然是幫助學生認識自己，或是發展認識自己的工具。從曾信哲和徐正能的身上，我們看到教育系統對於成績太好或太爛的學生，往往幫不上忙。成績太爛的學生，學校就把他放棄了；而成績太好的學生，學校和家庭也就認為你就繼續讀下去，選擇公認最好的科系就對了。但是中間的學生呢？《超越達人》書中也報導的賴青松說他大學唸了「環境工程」，因為他心中對自然環境的嚮往，但進了環工系才發現，這個系重於「工程」勝於「環境」。「要是當初有『超越達人』計畫的話，我就不會去唸環工了，」賴青松開玩笑說。
人在變，環境也在變，客觀的「適才適性」永遠都不可能存在，而超越達人也不是一個保證，保證踏著達人的腳步，就可以到達安身立命的所在。甚至，書或DVD裏頭的達人，也可能有一天突然發現自己走的路其實不是他想走的，所謂安身只是旅途中的暫歇而已，他必須放棄眼前所有，另覓別的方向。如果是這樣的話，這當然也是一種超越。
不管如何，這些達人的歷程和多樣性讓讀者具體看到了，人的可能性是難以度量的，同時，人又是非常脆弱，經不起教育體系的忽視折騰。我們如果能在孩子身上看到這種沛然旺盛和不堪摧折並存的矛盾，在感到訝異之餘，更應該要保有一份謙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