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導演達人黃信堯：到處漂泊的說書人

小時候眼中那不公平的社會

出生於台南，從小成績就不太好的黃信堯，在那「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年代，不管是在學校的表現，還是家人親戚間的比較，黃信堯都被認為是出社會後那種沒出息的人，這樣偏頗的眼光與對待，使得當時的他，對於未來不抱持任何想法。

高中時，唯一的抒發管道就是騎著腳踏車去聽政治演說，加上剛好受到「綠色小組」的紀錄片影響，改變了他對社會的認知結構，而當年正是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時期，黃信堯積累在心中已久的壓抑與憤怒，就像是解脫般在那些時刻被釋放。在重考多次後，考上文化大學大眾傳播系夜間部，「其實讀了大傳系，未來要做什麼我也不知道，那時候只想著以後不要過上班打卡的生活就好。」黃信堯說。

什麼都做！歷經各方社會洗禮

大學時期，黃信堯開始喜歡上報導攝影，常常會走上街頭，拍照記錄眼前所發生的事情，「就像是深度專題報導那樣，現在想想，其實跟紀錄片有點類似。」不只如此，他也到處打過各樣雜工，做過街頭貼海報、泡沫紅茶店廚房、汽車業務員、幫候選人開宣傳車、也當過上班族等等，黃信堯感慨地說：「因為環境的關係，當初其實有想往政治圈發展，但是從政都會需要有學歷要求，我要怎麼跟人家比？加上腦袋也沒比別人好」最後只好打消念頭。

就這樣，一邊工作一邊念書，大學念了六年，「那時候其實對於自然生態很有興趣，但以當初的成績是沒辦法考上相關研究所的。」不過，黃信堯卻輾轉發現「南藝大」這所學校，正好可以讓當時想回台南的他有個落腳的地方，便報考了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雖然第一年因為沒有準備而落榜，好在隔年捲土重來，終於成功考上。

「我在進入南藝大之前，其實沒有接觸過任何影像相關的實務經驗，甚至連剪接影片都不會。」由於大學夜間部資源並不足，黃信堯只能靠著自己努力摸索與研究，慢慢的，他發現紀錄片跟他原本喜歡的報導攝影很像，都在討論台灣的環境、社運、五輕、杜邦、綠色小組紀錄片、人間雜誌，「我才開始發覺這是一件可以做的事情。」

理想很美好，但現實很殘酷

好不容易找到想要做的事情，以為終於踏上一片平坦的道路，但困難才正要開始。研究所畢業之後，黃信堯幾乎找不到工作，想進入學校教書也只能兼任，甚至撿人家不要上的課，加上自己覺得也不是教書的料，「當初畢業時已經三十幾歲了，而且那時候台灣紀錄片一點也不盛行，最多就是還在研究所的時候，有別人請我做了兩年的傳統結婚錄影。之後學姐會請我當攝影師，或是幫公司行號紀錄活動影像，打打零工維持生活所需」黃信堯無奈的說。

就在正打算放棄之際，楊力州導演剛好成立紀錄片工會，並力邀他加入，「我就覺得再給自己一次機會試看看好了。」可是過了一段時間，仍然只有那寥寥可數的案子上門，黃信堯便決定賣掉攝影機、不再拍片、打開報紙找下一份出路。「但以三十幾歲的年紀，要在南部找工作，很困難啊。」後來，因緣際會下接了璞園建設的案子，黃信堯才又從打零工的日子開始，重回影像的這條路上。

將積累的底層體悟，化為創作養分

對於影像敏感度極高的他，漸漸耕耘出自己的作品調性，以《唬爛三小》、《帶水雲》、《沈沒之島》陸續拿下金穗獎、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等大獎，儘管紀錄片作品受到多方肯定，但黃信堯仍決定嘗試不同形式的創作，嘗試《雲之国》這樣的實驗型式。進而挑戰第一部劇情短片《大佛》，幸運地入圍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再以此片為基礎拍成長片，就是如今最廣為人知的《大佛普拉斯》。

黃信堯眼中的世界，總是充滿生活底氣的真實感，那是他集結了親身經歷與所見所聞，以及生命中所遇見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化為創作養分後的成果。就算追求夢想的路上不斷磕磕絆絆，還是繼續的走著，專注在「把故事說好」，便是黃信堯一直以來的初衷。「這一路以來，好聽一點叫做堅持，但其實是我沒有放棄的理由，動力就是生活下去，好死不如賴活著。」這是性格率真又幽默的黃信堯，為他的人生故事所下的註解。